赵刚 | 鞭子和提灯——祭陈映真先生
2016年11月22日，陈映真先生在北京逝世。他的离去是祖国统一事业和海峡两岸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保马今天刊发的是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赵刚老师最新的一篇纪念文章。赵刚老师坦言，陈映真先生是一位孤独的战士，他在海峡两岸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固然是因为无情的命运让陈先生久居病榻，无法为他的理想奔走呼告，但更多地是因为人们没有很好地反思自己处理两岸问题时所固执的那种思维方式。赵刚老师对此感到哀叹，同时又认为，两岸致力于统一事业的有识之士唯有继续沿着陈映真先生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行，才能统一斗志，面向未来。关键在于，要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为基点，理解中国几千年的统一历史，理解现代中国革命的经验，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恢复海峡两岸的历史纽带，不要陷入单纯的“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更不要被欧风美雨之下，某些知识殖民主义者的大话和假话所诓骗，用貌似激进的“左翼”理论来解构海峡两岸的历史联系。本文原载于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此次为大陆首发。感谢赵刚老师授权保马推送。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陈映真先生的生平与创作，文末附有陈映真先生去世后，保马推送的纪念文章的链接，还附有纪录片《左翼的追思》的百度网盘链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点击查看。
陳映真先生的作品以其不可解的巨大魔力，敲動了冷戰年代知識青年如我的荒廢之心。他筆下那「留著長髮」、「漲紅他們因營養不良而屍白屍白的眼圈」、「疲倦地笑著的」「細瘦而蒼白的少年」，曾讓年輕的我不知所以然地感到一種由陰鬱孤獨、對當下存在的不耐，以及一抹詭異的振奮心情，所混和的複雜心情──雖然那個心情又被搖滾樂、存在主義，以及那赫曼赫塞們所收編、安撫，也是事實。在台北的漫長雨季裡，我偶而也會想到那隻綠色的候鳥，以及我至今感念的一句來自一個頹唐老頭趙公的話：「能夠那樣號泣，真是了不起」。那大概是一個想要號泣而不得的年代吧。
但，如今的「這個趙公」的年代，就不是了嗎？
陳先生的死，我其實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沒想哭，也沒淚，只是覺得心頭時不時的有些發堵而已，懶散地覺得隨他而逝的或許是一個時代吧；那感覺有點兒荒涼。偶而會想到陳先生，但也不是他的思想，乃至他的文學，甚或記憶中與他交往的二三景，而是一種沒有時空感的音容笑貌：先生在蒼天為幕中，孤獨而有力量，抑鬱而使人溫暖，似乎經常深度徬徨但又總是懷抱希望。此刻，我總是覺得離我而去的是一位稀有的（尤其是在這個島嶼上）有德者；一個時刻在戰鬥中的有德者──雖然老天以一種極其惡劣不仁的方式，讓他在人生的最後十年中，退居於那樣的一種殘酷的「寧靜」。
先生是一個戰士。他的小說是戰鬥的文章，更別說他的論文、他的文論、他的《人間》雜誌，與他的人間出版社了。先生哪裡只是對抗台獨的鬥士，他是中國人民的鬥士，是第三世界的鬥士，而他更是孤身對抗一種「文明觀」的鬥士。這是先生的永恆業績。戰後的台灣當代，固然長時間只看到先生一人荷戟獨徬徨，戰後的中國大陸又有幾人呢？我就是沒法兒聽到人們信口信口雌黃「二陳論戰」這四個字，那讓我非常痛苦，不是因為坐令豎子成名這種小事，而是因為它童騃惡戲地、若無其事地，攤開了這整個當代的扭曲與變形。黃鐘與瓦釜、鳳凰和雞鶩，等而觀之。在喪失一切標準與分野的「平權」與「多元」的當代，或許這也是一種必然吧！但我抗議。
先生走了，但兩岸沒有多少人記得他，不成比，不合理。是時代的高牆把陳映真先生與大眾隔離了。誠品書店有多久沒有陳映真的書上架了呢？同其時，「大江大海」仍在分斷的兩岸永晝濁浪滔天。老天固然親痛仇快地讓戰士臥榻十年，但反對台獨呼籲統一的對岸大眾，又何嘗不是在做著一樣的事呢？人們獎賞著高高在上臨風揚眉醜詆民族自我的買辦文士，卻聳肩冷落戲謔那血目焦灼苦心孤詣的祖國赤子。陳先生的天命淒慘地無言地訴說了這個世運。
陈映真访问老作家杨逵
陳映真先生安息了，然而，然而，我們只能繼續戰鬥下去。停止傷悼，不再抱怨，繼續戰鬥，是唯一紀念陳先生的方式。杜繼平先生說，我們要善繼其志。善哉斯言。對我而言，陳先生的志與學，有如下幾個突出之點，值得我們後生作為範式。
首先，化除近親憎恨。這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學術上，嚴肅面對日本舊殖民與美國新殖民。這是「己立」的功夫。
己立而後謀求兩岸的和平統一。這要求我們尋求一個有道德理想的統一方式，從根本上避免任何形式的武統所將造成的永劫民族悲劇。經濟共同體「物質基礎」固然重要，傳統中國文化固然不可學舌輕賤，但專言「經濟」、單靠「文化」，不足以言理想；事實已證明經常適得其反。
「去殖民」與追求和平統一，必需有一個「中國人身份」作前提；必需在情感、思想，與知識上，站在中國人的視角。在這個視角上，把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程，以及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視為中華民族努力尋求自身出路的歷史展現；善與惡、成功與失敗，我們都必需概括承受，以其為我們自身之一部分，保衛之或批判之，承先啟後。
在這個承先啟後的不斷鬥爭中，台灣以其邊緣之歷史經驗與視角──尤其以一種第三世界的普遍的新舊殖民地經驗與視角，將從這個共同體的一個內部他者的位置，多元而一地加入此共同鬥爭，而後或也是同時，參與到那個又必將多元而一的世界歷史的(world-historical)鬥爭。以此而言，台派、獨派、中華民國派與社運派是一種頹廢派，是一種歷史終結論的信徒，是一種哲學上的享樂主義者，是空洞同質性空間的漫遊者。
因此，這個鬥爭既然必需要和經濟主義的共同體想像鬥爭，要和一種國粹的文化共同體想像鬥爭，也還要和一種退變的「左翼」想像鬥爭。從獨派到台派到中華民國派到社運派，這些政治光譜的不同構成要素，所共享的都是一種現代化的、個體主義的、以天地萬物他者為芻狗的文明觀。我們如何從根本上挑戰這個文明觀，而不至於長期處於範式被動的處境，從而長期污名化自身為「不夠文明」、「不文明」，甚或「野蠻」，於是成為了一道擺在我們眼前的巨大思想挑戰。而我相信，這是陳映真先生在2005年書寫〈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一文時，所透露的一個未竟志業。這是一個文明觀的鬥爭，而不論是「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民眾視野」，或是「第三世界」，在這個文明觀的鬥爭中，固然都將扮演重要角色，但各自都將無法自足。
然而，陳映真先生之所以為我們所敬重，追根究底，並不是在他的思想學問，當然也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甚至不是他的行動實踐，而是在他的學問與創作之後的那個人──那個有德者。雖然陳先生的德與上述那些都無可分，但對我而言，那個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玩真的。是這樣的一種稀有的真誠，直接且深度地感動了一些人，當然，也一定趕跑了另一些人。陳映真先生並非生而真誠，他的真與誠是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惕勵的結果。要不斷地直面自身的「殖民性」、「階級性」、「西方性」──乃至「猙獰的男性」，是不容易的，而陳先生則把他與這些東西的鬥爭歷程，忠實地反映或折射到他的文學裡。我們果真愛陳映真的文學、思想，與實踐，我們應該也要能愛它們後頭的那個終始與自欺與虛無搏鬥的心靈，然後，在這樣的「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之下，或許能讓我們更「用功些、謙卑些、誠實些、勇敢些……」（陳映真，〈鞭子和提燈〉，1976）。在自我、家國、文明、人類，與天地萬物諸元之間，是有一條細微而重要的線索的。這，或許是陳映真先生給我這樣一個人的最珍貴的禮物吧。別了，先生。
趙剛
2017/1/6於台中
悼念陈映真先生专题纪录片：《左翼的追思》下载链接：